格拉斯顿从福音派向高教会派的转变及其原因

19世纪30年代,格拉斯顿的宗教态度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他从一位家传的福音主义信徒转变为一名高教会派信徒。文章旨在通过对30年代前后格拉斯顿在宗教及其他思想认识方面的种种变化轨迹的描述和剖析,由此揭示格拉斯顿宗教态度转变的诸多方面的成因。     

威廉·亨利·西沃德与日本

威廉·亨利·西沃德在日本实行“武力干涉”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与美国的实力和利益紧密相连。19世纪后期日本痛定思痛,敞开国门,武力倒幕,有意识地奉行“西方化”政策,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与西沃德在日本实行的政策有关。     

自然主义文学奇葩——评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

克莱恩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的作品体现了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享章从分析作品中运用的色彩、动物、各种意象以及围绕主人公亨利心理变化刻画的故事情节等方面解读其代表作《红色英勇勋章》,说明现代人的行为与自然环境主题,表现现代人的困境及人性的悲哀,表达人类在战争的环境面前无能为力的自然主义小说的主题。     

浅析欧·亨利《二十年后》中人性矛盾的揭示

欧·亨利在其短篇小说《二十年后》中运用巧妙的艺术构思和表达技巧,描述了一对好友鲍勃与杰米,一个是有着人性真的一面却又是可恨的罪犯;一个是徘徊在正义与友情之间难以抉择的警察。欧.亨利借着鲍勃和杰米所代表的人物形象及人性矛盾,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文明中人性的扭曲提出了控诉。     

政府的“勒索”和“后台”的反抗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范式

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经济学理论注重农民纯粹利益考虑之外的道德伦理涵义,使农民学研究更加注重社会运动的社会价值取向;但是斯科特绝对化地将国家或政府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定位为“勒索者”,以及对农民“后台”反抗方式的过分醉心,暴露出其西方中心论视角历史单线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局限。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其研究范式在发生重心转移的同时,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动态进程的把握而呈现理论倒退。     

诗歌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达——《关雎》的两个英译本的对比与分析

诗歌的翻译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内外学者,对于同一原作的各种译本也褒贬不一。通过对《关雎》的两个译本,即,James Legge的译本和Arthur Waley的译本从词义理解和内涵文化理解两方面做了对比与分析,以展示二者之间的异同。James Legge注重诗句表面意思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主要采用直译法,虽然忠实于原文,但是语言的弹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Arthur Waley主要采用意译法,他的译本对诗句词义和内涵文化的理解相对比较到位,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注意了韵脚,但还不是非常的抑扬顿挫,尚不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原诗的形与神。     

何处是吾乡——《同胞》中两代旅美知识分子家园意识对比研究

中华民族5000余年的农耕文化,铸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寻根归家意识?家园是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之所系?神之所向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寄托? 《同胞》中两代旅美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梁文华?詹姆斯父子对于地理家园?精神家园都有着深深的眷恋和追求,却成了无家可归者?之所以无家可归,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动荡的时局使梁氏父子成了地理上的无家可归者;深层的原因是尴尬?杂糅的文化身份使其在文化冲突中产生困惑,由此成了心理上的无家可归者;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生活状态?无家可归的实质主要是在人与环境?角色与关系?主体与客体的适应上发生了偏差,使梁氏父子无法融入现实环境?角色关系混乱?主体性丧失,由此导致其身心无处安放,灵魂无处寄托?在社会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人像梁氏父子被迫或者自愿远离故土的当代社会,研究以梁氏父子为代表的两代旅美知识分子无家可归及其对家园苦苦寻觅的精神苦旅,不但具有历史的?文学的借鉴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生活的启示意义     

文化互动与译者身份建构——以理雅各《中庸》英译本为例

文化是主体身份的内在规约性，主体可以通过与文化的互动建构自己的身份。理雅各通过各种方法建立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之间的联系，用基督教义来阐释、充实、拓展甚至代替儒家思想。理雅各英译《中庸》的目的是汲取儒家思想，以便更好地为传教服务；而当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矛盾时，他会放弃儒家思想而坚持基督教义。文化在理雅各的翻译中无处不在，正是在文化冲突、文化协调、文化顺应与文化互鉴的翻译中，理雅各建构了自己的多种身份，推动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的互动与交流。中西文化差异悬殊，唯有相互比照，文明互鉴，才能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文化交流需要妥善处理文化因素，化冲突为合作，为文化互鉴寻找对话的舞台，帮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